道教最低潮时刻 王常月如何缔造新的中兴

[导读]虽然清代全真教派整体处在低潮时期，但通过加强组织建设，北京白云观的方丈王常月却缔造了龙门派的中兴。

清代的全真道派整体处在低潮时期，其生存状况堪称“零落凋敝，生存维艰”这八个字。但是在低潮时期，北京白云观的方丈王常月却创造了龙门派中兴的历史经验。

龙门派为邱处机所创，是全真道主流支派。（资料图 图源网络）

王常月的选择

清世祖十二年（公元1655）秋，王常月北上京师。

王常月游京师是为了实现师父赵复阳的嘱托，因为，赵复阳说过，“子于二十年后游燕京，谒邱祖于白云观，是道行之时也”。 来到燕京后，王常月面对丘祖龙门祖庭白云观破败的局面，可以有两种选择：

一种选择是像某些前辈祖师那样，闭关清修，独善其身。例如：像第四代律师周玄朴，在明代“玄门零落，有志之士，皆全身避咎”的时候，“师（周玄朴）隐青城，不履尘市五十余年，面壁内观，不以教相有为之事累心”。既然玄门不振，难以有所作为，只得面壁内观，不以杂事累心。周玄朴的做法就是“穷则独善其身”。在全真道派的历史上，还有像元代掌教之一祁志诚。祁志诚掌教九年，承担了佛道辩论失败的结局，这对于一名掌教者来说是非常难堪的事情。因为，这场佛道辩论并不是祁志诚挑动起来的，而是个别地区个别道士以重刊《老子化胡经》挑动起来的。祁志诚曾经写过一首《寒江独钓》的诗，诗称：“一片烟蓑一叶舟，争如袖手去来休。情知月白风清夜，那个鱼儿肯上钩。”这首《寒江独钓》诗告诫全真门人，现在是寒冷的冬天，又在黑夜之中，尽管是月白风清，但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钓鱼，鱼儿是不会上钩的。因此，我们不要做现实条件下做不到的蠢事，不然，不仅得不到收获，还会给人带来麻烦。

另一种选择，就是王常月后来选择的，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条件，从加强自身、积聚力量入手，从培养和加强组织入手，创造改变局面的条件，实现全真龙门的中兴。

王常月到京后，见证了白云观的破败（资料图 图源网络）

几不知玄门有戒

据《王昆阳律师传》称，王常月“时年弱冠，而向道之心已笃。遍游名山，逾越险阻。风霜道途，岁月寒暑，几于相忘者，八十余年”。王常月的遍游名山，并非是游山玩水，闲情逸致，而是为了寻求学道的师父。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王屋山，王常月遇见了师父赵复阳，后来又在20余处参拜师父，师父有50余人。10年以后，在九宫山又遇见赵复阳师父。赵复阳针对王常月说到“玄风颓敝，邪说流行”的情况，告诉王常月“君子穷于道谓穷，通于道谓通。道备我身，何忧穷通？若违时妄行，安能免世俗之谤议，匪类之妒忌哉？吾有三百年来独任之事，当付于子，宝而秘之，时至而兴。大阐元（玄）风，是在子矣”。这件“独任”之事，就是丘处机当年“单传秘授”的“戒法”。由于是“单传秘授”，“是以羽流道侣，鲜睹威仪，几不知元（玄）门有戒矣”。

道门有戒，并非从丘处机开始，一般认为最早的戒律是《老君想尔戒》三品九条。关于戒的功能和作用，道门经典中也早有阐述。例如，唐代道士朱法满编的《要修科仪戒律钞》卷四称，“夫经以检恶，戒以防非”，“戒者，遏秽垢之津路，防邪风之往来”。这些阐述都是从戒律对于个人修道的作用出发的，仅仅指出戒律对于修道者个人的作用。

王常月的干部集训

王常月以开坛传戒的方式来加强对于道门弟子的训诫，就使得守戒从一种个人行为变成一种集体行为，一种强化和统一道教组织思想的行为。于是，开坛放戒和授戒，就变成了道教组织强化自身组织力量的举措。

在放戒中，道门弟子从上至下形成统一的思想，变成一股统一的力量。放戒活动，成为一场“干部短期集训”，成为道门加强组织力量的手段，这是王常月的创造和贡献，也因此使得低潮时期的全真道出现了龙门派人才济济，一时中兴的局面。王常月在放戒过程中要对戒子作多次训诫，王常月的讲话被弟子们记录下来，就成为清代高道的重要著述《龙门心法》，也就是《古书隐楼藏书》中的《碧苑坛经》。这部经籍充分说明，王常月的放戒不是单纯发放一张戒牒，而是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并且因此得到了丰硕的效果。

白云观的戒坛（资料图 图源网络）

第一，放戒不是为了收徒，因为参加授戒活动的人本来就已经是全真道士了。当代道教界中部分人士认为放戒是道教全真派收徒的一种形式，或者是全真派道徒的资格认定方法，这些都是一种不完整的理解，降低了放戒活动的意义。

《龙门心法》中，王常月说：“大众，你们既已出家，原为生死，嗔根不斩，则毒龙攻入天根；既求出世，原因性命，嗔根不灭，则猛虎咆哮月窟。”王常月还说：“大众，初真戒者，是因你们即悟前非，深追旧过，又念人生在世，光阴有限，生死无常，既是出家做了道士，叫做个全真。仔细思量，自从出家到今，何曾全过甚么真来？”《龙门心法》是王常月在康熙二年（1663）在金陵授戒时的讲经文辞。从这些文辞可以知道，前来受戒的道士都是已经“出家”的全真道士，而且是已经“出家至今”的全真道士，到金陵来受戒就不是来拜师，不是来求入全真之门。所以，到王常月处受戒，不能理解为是为了获得做一个全真道士的资格。因为，受戒的人早已是全真龙门派道士了。

第二，放戒不是就事论事地说戒律，而是对已经入门的全真道士进行系统的信仰教育。当代道教界中部分人士认为放戒就是要求全真道士熟悉戒条、遵守戒条，懂得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因此，放戒是进行纪律教育。这样一种理解是不完整的理解。

《龙门心法》卷上“心法真言”，包括十个内容，即“皈依三宝、忏悔罪业、断除障碍、舍绝爱缘、戒行精严、忍辱降心、清静身心、求师问道、定慧等持、密行修真”等。《龙门心法》卷下，则又包括十个内容，即“报恩消灾、立志发愿、印证效验、保命延生、阐教弘道、济度众生、智慧光明、神通妙用、了悟生死、功德圆满”等。这二十条内容，可以认为，包括了一个全真道士应该做到的全部信仰内容。诸如对于神灵的信仰，对于社会和人际关系的信仰，对于道经师三宝的信仰，对于长生成仙的信仰，对于自身修道思想和行为的信仰，对于行善和忏悔关系的信仰，对于正确对待人的生和死的信仰，对于修道人具有弘道职责的信仰，等等。因此，王常月在放戒中对于戒子们宣讲的并不仅仅是全真道士必须遵守的戒条，而是全真道士必须具有的全部思想信仰。放戒实际上就是进行系统的信仰教育。

王常月祖师通过加强组织建设，实现了龙门派的“中兴”（资料图 图源网络）

第三，全真道士接受信仰教育的途径，过去只是依靠自己的师父，这样的信仰教育方式自然受到师父水准的限制，王常月将放戒活动确定为全真龙门派的一个群体性的信仰教育活动。于是，放戒就成为全真道派内进行信仰教育的全局性的平台，这样就大大促进了全真龙门派总体素质的提高，帮助全真龙门派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派系而存在，当然也有助于全真龙门派的干部队伍的选拔和健康成长。

王常月在《龙门心法》的“戒行精严”中说：“我道门中，只因七真阐教之后，教相衰微，戒律威仪，四百年不显于世。皆因教门中未曾有人担当其任，所以把这照路的天灯，不曾剔明，使修行人昏暗难行，扶身的拄杖抛开，使向上者失其把柄。怪不得旁门邪教，反通行于天下，清静解脱，光明正大之道，反寂莫不闻。今幸道运当兴，遭逢盛世。上有皇王之福庇，天下太平；又有官宰之善信，教中护法；又有檀越布施，衣钵巾规，现成制就，这便是千生难遇稀有之事。”这段话说明，王常月把他的放戒活动当成是“七真阐教”的继续，是弘道和传道的工作，而不是单纯的纪律教育。

第四，王常月的放戒活动，实质上同当今培训教内人才的道教学院或者社会上的干部学院相类似，也就是在道教组织内部吸收干部和培训干部。在王常月赴金陵等地的放戒活动中，一批全真道派中有儒家思想基础的子弟，坚定了全真信仰，活跃在各地弘道传道的第一线，成为清代龙门派获得发展的骨干力量。《金盖心灯》卷一《王昆阳律师传》称，王常月“凡三登坛，而得弟子千余人。威仪楚楚，莫不欣羡。二十余年间，诸山阐扬殆遍。戒子得道者，仙踪胜迹，亦复不少”。戒子中著者有伍守阳、詹守椿、黄守正等。

王常月在低潮时期，不辱师命，担当起了弘道、传道的重任，找到了全真道适应低潮的发展方法，着重在加强道教的组织工作，就是用放戒的形式，以系统的全真道教的信仰来培训龙门派的骨干力量，在一时一地形成一个有信仰目标的群体，然后让培养的骨干分散到各自所在的地区，开展弘道和传道的工作。于是，在骨干所在的地区形成了龙门派相对活跃的局面，在全局上为全真龙门派的中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文由腾讯道学根据《清代全真道派适应低潮时期的三项历史经验全真三大师王常月、刘一明、闵小艮的启示》一文整理发布，作者陈耀庭，选自《全真道研究》第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