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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以来，该院救助未成年被害人19人，发放司法救助金12.6万元，成功帮教18名涉罪未成年人就业，14名回归校园，25人顺利升学，其中1人考上重点大学。

“当时听到检察机关说可以不用起诉时，我松了一口气。”阿海在接受采访时，忍不住感慨。他说，当时为了帮兄弟出气，所以就参与了打架斗殴，实际上自己跟对方也不认识。

对于4名犯罪嫌疑人，承办检察官考虑到，其犯罪时均系未成年人，且案发后其能够主动投案自首，认罪悔罪，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并取得被害人谅解。同时，经过社会调查，4名犯罪嫌疑人家庭结构完整，均具备监督考察条件，其中2名嫌疑人还是在校学生。

“检察官，我是医务人员，我发现一名女童遭受侵害。”2023年，在定安县开展强制报告专项整治行动后不久，定安县检察院的检察官就收到来自医院的线索。接到线索后，该院迅速行动，第一时间介入该案。

“建议县公安局联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等职能部门每年定期或不定期开展专项整治活动，抽查酒吧等娱乐场所和宾馆、旅馆经营行为……”定安县检察院建议，定安县公安局、县旅文局、县综合行政执法局采取约谈、查处等方式，积极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督促全县酒吧设置禁止未成年人进入标识，同时建议各职能部门建立视频监管系统和专人巡查制度和线索举报机制等。

“我们在讯问涉罪未成年人时，都会问他两个问题。第一，是否文身；第二，是否去酒吧。”闵天介绍，之所以这样讯问，是因为酒吧这类场所可能导致未成年人沾染不良习惯，损害其身心健康，增加未成年人酒后打架斗殴、性侵、贩卖吸食新型毒品等治安乃至刑事案件发生的可能性，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2023年1月11日，定安检察院联合定安县监察委员会、教育局、公安局、民政局、司法局、卫健委、妇联、团县委出台《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

检察建议书发出后，定安县公安局等部门根据建议书等一一落实整改，并提交了详细的书面回复。而有了各部门积极介入，近年来，定安县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量有了显著的下降。

据悉，该案涉及十几个未成年人，其中4名犯罪嫌疑人犯罪时已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其余未成年人均未满16周岁，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

2021年8月9日23时许，阿海被王某等人叫去殴打吴某。阿海、王某等人骑车路过某村委会的公路时，看到吴某站在公路边。于是，王某等人持砍刀上前追砍吴某，阿海等人用拳脚殴打吴某，其余人员在现场围观，之后全部骑车逃离现场。

然而，检察机关在日常办案中发现，由于酒吧的行业类型界定模糊，各职能部门表示，仅能依职权对酒吧的部分经营行为进行监管，导致未成年人进入酒吧面临监管困境。

经鉴定，被害人吴某的损伤属于轻微伤。2021年9月9日，犯罪嫌疑人王某、阿海等人到定安县公安局投案，并与被害人吴某达成赔偿协议，共赔偿给被害人1.5万元，并取得了被害人谅解。

“现实生活中，未成年被害人受侵害后不愿张口、不知求助、不敢报案，导致犯罪事实难以为人所知。”定安检察院检察长吴孜繁表示，强制报告制度的推动与落实，有利于发现并报告侵害未成年人线索“人人有责”的社会共识，对及时发现犯罪、制止犯罪、预防犯罪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有力的保障。（杨晓晖 舒耀剑）

凯旋门电子真人今年以来，定安检察院在依法从宽处理涉罪未成年人的同时，也依法惩治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的未成年罪犯；该院积极构建双向保护工作机制，既注重保护救助未成年被害人，也注重帮教涉罪未成年人。该院通过附条件不起诉、“未检+公益诉讼”、强制报告制度等举措，强化办案质效。

阿海的故事绝不是个案，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在全国各地时刻在发生。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原因是什么？如何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定安检察院积极探索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深层原因，决定以个案办理促源头治理，通过“未检+公益诉讼”办案模式，以司法保护促进社会保护。

“每报告一条线索，都有可能拯救一个孩子。”据定安检察院未检部主任付丽丽介绍，强制报告是“应当立即”报告的积极义务，而非“可以”报告的选择性义务，不报告则会被追责。

在考验期内，检察机关还引入司法社工，对4人进行跟踪帮教。考验期届满后，4人均能遵守考验期内的规定。最终，检察机关对其4人均作出不起诉决定。

针对不同未成年人的情况，承办检察官闵天开展了分级处遇方式。对于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开展训诫，并对监护不力的监护人发出督促监护令，督促其正确履行监护职责，严加管教自己的孩子，并联合妇联等适时开展家庭教育指导。